在以农耕文化为主的传统中国，人们对独角神兽既熟悉又陌生。
熟悉，指神兽是诸礼仪和官员服饰中的重要元素，传承经久，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存在；陌生，指人们对神兽的认知多非亲眼所见，主要凭史籍载文绘图或口耳相传，形成神兽形象的思维定式，其中想象附会的成分与日俱增。
在传世和出土的典籍、文物上，独角兽的形象千变万化。它们既有仁兽、瑞兽、怪兽、恶兽等功能之异，又有兕、天禄、麒麟、獬豸、白泽、狻猊、飞廉、穷奇等名称之别；独角的构造有软硬之分，形状有长短、弯直之异，生长位置有头顶、额前、鼻端之别。它们或精致或粗犷，或独立或依附，出现在各种材质的文物上。
综观古代文物上的独角神兽，多与犀、虎、龙、狮、鹿、羊、牛等有所关联。而神奇莫测之处是，神兽的形象经常组合变幻，标志性的角，时而独一，时而成双。加之诸独角神兽早期、晚期形象和功能变异极大，即使它们近在咫尺，我们不一定能确认它是何方神圣。故给神兽尤其是独角神兽正名，成为千古难题。数千年来独角神兽大行其道，其所承载的理念和诉求，也同样值得探寻。
独角兕和两角犀
在商周礼器中，兕多用来饰酒器，如兕爵、兕觥。《诗·周南·卷耳》言：“我姑酌彼兕觥，维以不永伤。”《左传·成公十四年》载：“古之为享食也，以观威仪、省祸福也。故《诗》曰：‘兕觵(觥)其觩，旨酒思柔，彼交匪傲，万福来求。’”据此意来解释，此筒形器当为盛酒的礼器，以兕为承足，符合“观威仪、省祸福”的精神需求。
战国 · 中山国 · 犀(兕)足蟠螭纹筒形器（张劲松 摄）
这件战国时期的筒形器出土于中山王墓。筒高58.5厘米，口径24.5厘米，铜身饰蟠螭纹。支撑筒的三只兽形态相近，独角长于前额，昂首张目，头侧扭，双耳警觉耸立，短尾，四肢短矮粗壮，身饰卷云等纹。兽的外形似犀牛，博物馆给其定名为“犀足蟠螭纹筒形器”。但此兽与同墓出土的“错金银铜犀牛屏座”头生三角的犀牛样貌不同，故很可能是在中国早已灭绝的独角犀——兕。
战国 · 中山国 · 错金银铜犀牛屏座
此犀牛屏座1977年出土于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，长55.5厘米，高22厘米。犀牛双眼圆睁，两耳侧伸，鼻、额、头顶各长一角，顶角最大，角上均饰金线。其身躯硕壮，四肢短粗，长尾挺直。全身以金、银宽线错出卷云纹，颈部饰项带，纹样精致华丽。背上有一个长方形銎，用以插放屏风。
先秦和秦汉时期，这种三角或两角的犀牛文物较独角兕更多见。除流失海外的商晚期小臣艅犀尊，国内博物馆尚多见汉代制作的形肖犀牛的文物，可证战国西汉时期，犀牛是珍贵但真实可见的动物。
战国 · 巴 · 错金银犀牛青铜带钩
这件错金银犀牛青铜带钩1954年出土于四川昭化县宝轮院，长17.5厘米，高6.5厘米。犀牛体型健硕,短尾，四肢粗矮，鼻、额、头顶各长一角，鼻上的角向后弯曲，鼻端伸出一柱形钩喙。其通体饰错金银卷草纹,颇具装饰效果。
秦汉 · 石犀
石犀为整块红砂岩雕刻而成，长3.8米，宽1.2米，高1.7米，作站立状，腿短头长，躯干壮实。耳、眼、鼻、嘴雕刻简练，下颌及躯干饰卷云纹，风格质朴粗犷。角、尾未见，很可能是有意省略。石犀在1973年成都天府广场东北侧施工时曾被发现，由于技术原因，一直埋于地下，至2013年才重见天日，现收藏在成都博物馆。有学者猜测石犀与李冰治水有关。汉《蜀王本纪》载：“江水为害，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：二枚在府中，一在市桥下，二在渊中，以厌水精。”此犀可能是府中二枚之一。
西汉 · 错金银云纹铜犀尊
错金银云纹铜犀尊1963年出土于陕西兴平县吴乡豆马村，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尊长58.1厘米，宽20.4厘米，高34.1厘米。犀体态雄健，皮厚多皱，两角尖锐，两耳竖立，短尾，四肢粗壮，双眼镶嵌黑色料珠，形象生动，当为古代活动于中国的苏门答腊犀。
在已知文献中，未见“兕”为双角的记载。兕在汉代以前的典籍中较常见，且多见兕与犀、兕与虎等并称。《周礼·考工记·函人》载：“函人为甲，犀甲七属，兕甲六属，合甲五属。犀甲寿百年，兕甲寿二百年，合甲寿三百年。”意以兕皮做铠甲质量更好。《诗经·小雅·何草不黄》言：“匪兕匪虎，率彼旷野。”兕与虎并称，泛指猛兽。《山海经·海内南经》称：“兕在舜葬东，湘水南。其状如牛，苍黑，一角。”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称：“女床之山……其兽多虎、豹、犀、兕。”诸多文献中兕、犀、虎等并列，可知兕与犀是两种不同的兽，其鲜明特点是“似牛”“一角”。
唐 · 献陵石犀
献陵是唐高祖李渊（566—635年）的陵寝，在陕西三原县徐木乡永合村西。唐贞观九年（635年）五月，李渊卒，十月葬。陵前有石犀一对，其中一头现存西安碑林。石犀体型巨大，做工精致，身上鳞甲纹路清晰。鼻梁上的凸起应是尚未长成的独角，当是爪哇幼犀的形象。据《唐书》载：贞观初，林邑国（今越南）遣使贡驯犀。故石犀制作当是有所依据。
唐以后犀越来越少见，文献载述多非据实，以讹传讹，或将兕、犀混称，或称兕为雌犀，或直接称犀为“兕犀”。如唐刘恂《岭表录异》言：“犀有二角，一在额上为兕犀，一在鼻上为胡帽犀。牯犀亦有二角,皆为毛犀，而今人多传一角之说。”明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载：“南番、滇南、交州诸处有山犀、水犀、兕犀三种。”清陈大章《诗传名物集览》云：“兕犀止一角在顶。”清《渊鉴类函》称：“大抵犀、兕是一物。”当然，对独角犀似是而非的认知，并非中国古人的“专利”，近代欧洲也是如此。
1515年 · 丢勒《犀牛》木刻版画
德国画家丢勒的木版画《犀牛》曾于2017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。丢勒在1515年制作这幅版画时已小有名气，但他并未亲眼见过犀牛。这幅画是他根据对犀牛的描述和一位印刷工的素描稿而完成。这只被描绘的犀牛为印度犀，是当时古吉拉特邦的苏丹送给葡萄牙国王的礼物。这头罕见的犀牛经过5个月的航程到达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时，激发起欧洲人的强烈好奇心。犀牛曾出现于古罗马斗兽场中，之后便销声匿迹，它的出现被视为古典文化复兴的重要证据。葡萄牙国王决定把犀牛转送给罗马教皇。遗憾的是，运犀牛的船只在前往意大利的途中遭遇风暴，犀牛在海难中丧生。
画面上方的文字是对犀牛描述，大意是：其肤色类似斑点乌龟，通体覆盖着厚鳞片，体量如大象，但腿更短，刀枪不入……传说它行动敏捷，活泼而狡猾。
没人能否认画中的动物是犀牛，而且是头独角犀。它有着壮硕的身躯、鳞状坚皮、变形的四肢、标志性的独角和脊背多出的小角，较真实的印度犀牛更为怪异。但丢勒的《犀牛》版画却风靡欧洲，200多年来，一直被认为是犀牛的真实模样。据此，我们也不难理解中国古代独角神兽是被如何“创造”出来的。
清《兽谱》中的鼻角兽
丢勒描绘的印度犀牛，在清乾隆时被称为鼻角兽。《兽谱》是乾隆时期的官修动物志，由宫廷画家张为邦、余省绘编。《兽谱》中鼻角兽形象和说明，与丢勒版的《犀牛》非常相似，应该是参考了丢勒版画。文中介绍的“鼻角兽，状如象而足短，身有斑纹、鳞介，矢不能入。一角出鼻端，坚利如铁。将与象斗，先于山石间砺其角以触。印度国刚霸亚地所产也”。丢勒版画对世界的影响，由此也可见一斑。
文物和图绘中犀的形象多样，既有肖形写实者，也有辗转创作者。追踪寻迹，可略分为三类：汉代流行的“似豕”、两角的犀牛是形据苏门答腊犀；“似牛”“一角”的兕，当是爪哇犀，也称小独角犀；爪哇犀和印度犀曾被认为是同一物种，但实际印度犀体形更大，皮肤皱褶明显，有鳞片，也称为大独角犀。
清《兽谱》中的兕
清《兽谱》肇始于乾隆十五年（1750年），于乾隆二十六年（1761年）完成，是一部图文并茂的动物志，计绘有传说中的瑞兽、神兽和域外异兽180幅，并对每一种动物的名称、习性与生活环境等作简要说明。《兽谱》对兕的描绘，突出了独角，但改变了其身材壮实、四肢粗矮、短尾的事实。对兕的说明是：“一角，色青，重千斤，状类犀，亦曰沙犀。或云兕即犀之牸。牸犀角理细腻，文斑斑然，美于服饰，俗所谓斑犀也。性善抵触，古人为觥……”文中牸犀的“牸”，意为雌。
相较于转述文献及转绘图像，出土和传世的古代文物更肖形写实。尽管爪哇犀（似牛，一角）、苏门答腊犀（似豕，两角或三角）、印度犀（大独角犀、鼻角兽）早已在中国灭绝，但凭借文物，我们能条理清人们观念中的错乱。
独角与多角镇墓兽
西汉 · 木雕独角兽（安洋 摄）
两汉时期，北方墓葬中开始流行独角镇墓兽，与春秋战国时期流行于楚国的鹿角镇墓兽风格迥异。此木雕独角兽1959年出土于甘肃武威市磨嘴子汉墓，现藏甘肃省博物馆。兽长57厘米，高38.5厘米，独角前刺，尖尾朝天，四肢跨开，呈奋力前冲的姿势。具有标志性的独角和直尾呈90度，长宽略同，明显较四肢粗壮，夸张不失协调，构成力量的核心。兽身饰彩绘，两只大耳也较夺目。它颇为符合今人对传说中的獬豸神兽的想象。獬豸又名廌，《说文》释曰：“似山牛，一角。古者决讼，令触不直者。”传说獬豸能辨识善恶忠奸，明判是非曲直，自汉代以来，多以獬豸为执法公正之象征。但类似独角兽多出于墓葬，且多被放置于墓道口，独角向外，似乎在抵挡鬼魅的侵犯。从实用功能看，独角镇墓兽与传说能触不直的獬豸，拉开了一定距离。
汉 · 彩绘木雕独角兽
此件木雕独角兽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。兽身布满彩绘，身首一体。它身大头小，低头含胸，目光向下，无耳，夸张的独角，修长微扬的扁尾，增添了神兽勇往直前的动感。独角饰圆圈纹，身尾以线条勾勒毛发，造型虽简，但不失韵动传神。东汉杨孚《异物志》云“:北荒中有兽，名獬豸，一角，性忠，见人斗，则触不直者；闻人论，则咋不正者。”目前所见汉代独角兽以河西地区出土为主。另此兽无耳，似无法“闻人论”。
东汉 · 青铜独角兽
此独角兽为青铜铸造，出土于甘肃酒泉市瓜州县境内的潘家庄汉墓群，现藏于瓜州县博物馆。兽头顶独角尖锐细长，尾佚失，前肢微错，呈缓步行进状，形态古拙。史籍载录的獬豸有羊形、牛形、鹿形等不同形态，共同之处是头上长有独角，但角的长短未见描述。河西地区汉代独角兽呈明显的区域文化特征：头顶长角，尾巴翘起，羊形细腿错步前行。
魏晋 · 青铜神兽
青铜神兽1956年出土于甘肃酒泉市下河清18号墓，长70.2厘米，高24.5厘米，兽身表面布满或飘逸或卷曲的毛发。它身躯不大，俯首含胸，颈部高耸，于圆曲中蕴藏着无穷的力量；前腿直立，后肢弯曲，头顶长刺，宽尾高扬，形成约30度的倾斜，一幅屏息伏冲的临战姿态。夸张的长刺和宽尾是可拆卸的组件，几与兽身等长，平添了神兽的神勇气概。与汉代质朴型独角兽相比，此兽锐角上出现了模仿戟式兵器的分叉；尾巴被加宽，形似一把扁刀。伴随“武器”的增加，神兽的镇墓功能也更为强大。
汉代画像石上的独角兽
此画像石收藏于山东巨野县博物馆。中间的一兽正被两兽夹击，抑或三兽正在嬉戏。它身形似牛，头顶独角长而锐，后蹄奋起，尾顺势扬起但缺乏力度。在前后两兽的强大攻势中，它似无招架之力。从功能上看，它应是怪兽或恶兽，与镇墓兽有别。
东汉 · 青铜神兽（杨帆 摄）
山东诸城市博物馆中有一件被称为“铜獬豸”的镇馆之宝，20世纪70年代出土于诸城市凉台乡前凉台村汉阳太守孙琮墓。兽长64.5厘米，高30厘米，重13.1公斤，铸造于东汉时期。神兽三脚踏地，一肢前抬，低首翘尾，尾端分叉。其头顶纵向排列四支锐角，一主三副；两耳亦前刺如矛。博物馆解说称“这件铜獬豸出土于有纪年的汉墓之中，是目前我国发现时代最早的獬豸之一”。
这件四角神兽应该不是獬豸，在魏晋墓葬出土的陶制镇墓兽也多见类似形象，考古报告一般定名为“穷奇”。“穷奇”是上古与“混沌”“梼杌”“饕餮”齐名的四凶之一，是传说中抑善扬恶的怪力乱神。史载“邽山有兽，状如牛，骡尾蝟毛，音如嗥狗，斗乃助不直者，名曰穷奇，亦能食人”（明《三才图会》）。到了东汉，穷奇变身为“追恶凶十二神兽”之一，“厥形甚丑，驰逐妖邪，莫不奔走”。可见“穷奇”是兼具善与恶的古代神兽。
北朝 · 陶质独角兽
此陶独角兽长42厘米，高23.5厘米，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。其形体似牛，壮硕，两耳耸立，头顶独角前伸，嘴大张似吼，肩部生翼，尾部留有圆孔朝上，原当有插尾。与汉代独角兽多呈前驱行进所不同的是，此时的独角兽多呈静立姿态，似通过吼叫和利角来震慑鬼怪。
综观汉代以来独角或多角镇墓兽的演变，有明显的时代和地域特征。基于佑人避邪、守护亡灵的主要功能，独角镇墓兽与传 说中能“触不直而去之”的獬豸神兽关联并不紧密。镇墓兽的形象经历了由质朴向繁复的发展过程，其功能也由单一向复合延伸，成为聚合多种动物神力的“超现实”物体。从史籍、传说中的神兽，到能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实物，独角兽有几个发展脉络，其中一脉是走向冥界，这与走向现实和理性的任法兽——獬豸，演化路径并不相同。
辟邪神兽
历史上的辟邪神兽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解读。
狭义的专指东汉时流行的头饰双角的有翼狮虎形神兽，以置于墓域神道“辟御妖邪”（颜师古语）为主要功能。广义的辟邪神兽包容东汉、南朝立于神道中的各类有翼神兽，而无论其为独角、双角、无角或雄雌，也无论其被称为天禄、麒麟。
其外在特征形成一定模式化风格：身形如狮似虎，张口吐舌，獠牙外露，肩生羽翼，粗尾、爪足、短耳，昂首挺胸，跨步向前，对称设置。它们在“辟御妖邪”的同时，也彰显带有社会等级之差的礼制法度，故而体量与威猛之势成比例增长。
标新立异的辟邪神兽，堪为古代礼制神兽创制的榜样。
有翼狮虎形神兽：辟邪
汉代，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，创制性神兽层出不穷，天禄、辟邪、麒麟等均位列其中。在中华文化的强势气场中，外来的珍禽异兽渐化身为具有等级特征的礼制神兽，出现在殿堂、陵墓等带有政治景观意义的场所。巨大的体量、威严的神态、奇异的造型、强盛的气势，使这些神兽成为古代礼制文明发展的见证。
物勒“工名”和“兽名”
东汉 · “成奴作”石天禄及其颈背的铭文
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展厅，一件石雕神兽霸气十足。兽高，122厘米、长165厘米，肩生羽翼，四肢、长尾刚劲，头顶上扬的独角分外醒目。石兽后颈刻有隶书“缑氏蒿聚成奴作”七字,铭刻内容与汉代流行的“物勒工名”惯例相符。
“物勒工名”制度流行于战国中期以后。秦国等变法强国为了加强对兵器、度量衡器等生产制作的质量监控，建立起明确的质量考核和责任追溯制度，“物勒工名”便是推行这一监管制度的基础，并有相应的法律作为配套支撑。
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中的《工律》《效律》《秦律杂抄》对工匠、工长制作兵器、公器等未按规定“勒名”所面临的惩罚作出了明确规定。如《效律》规定：“公器不久刻者，官啬夫赀一盾。”
这一制度在秦汉以后也被广为遵循，《唐律疏议·杂律》“器用绢布行滥短狭而卖条”规定了相应处罚，并引用《礼记·月令》解释道：“故《礼》云：‘物勒工名，以考其诚。功有不当，必行其罪。’其行滥之物没官，短狭之物还主。”
东汉 · 宗资墓石天禄 安洋 摄
李贤注《后汉书·灵帝纪》称：“今邓州南阳县北有宗资碑，旁有两石兽，镌其膊一曰天禄，一曰辟邪。”如今宗资墓前的天禄兽四肢和头部残损严重，但肩翼处尚清晰可见“天禄”二字（明代补刻），只是无法辨别其为独角抑或是双角。
东汉 · “成奴作”石辟邪 张劲松 摄
洛阳博物馆一件汉代辟邪石雕同样刻有“缑氏蒿聚成奴作”七字，原来它与“成奴作”石天禄是同时出土于河南洛阳涧西区孙旗屯的一对神兽，并由同一工匠雕造。但这件石兽为双角。兽高109厘米，较独角天禄矮了13厘米，正是双角顺伏之故。
这原是一对陵墓石兽，名为天禄、辟邪。
“天禄”在先秦文献中为吉语，意为天赐福禄，《尚书·大禹谟》有“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”之语。东汉时，“天禄”化身为墓道上的神兽。假托东方朔之名撰辑的《海内十洲记》是一部志怪小说集，成书时间约在汉末六朝，正是天禄、辟邪神兽流行的时段。该书记载汉武帝听西王母说大海中有祖洲﹑瀛洲﹑聚窟洲等十洲﹐皆人迹稀绝，便召见东方朔问各洲所产异物。
书中记西海中北接昆仑二十六万里的聚窟洲“有狮子、辟邪、凿齿、天鹿”，其共同特征为“长牙、铜头、铁额之兽”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记载乌弋国“有桃拔、狮子、犀牛”，三国魏孟康注曰：“桃拔一名符拔，似鹿，长尾，一角者或为天鹿，两角者或为辟邪。”
据此，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石雕独角兽名为“天禄”，洛阳博物馆的石兽为“辟邪”，它们均是基于西方异兽而创制。
礼制神兽的气韵
西汉 · 玉辟邪 张劲松 摄
陕西咸阳汉元帝（公元前48～公元前33年在位）渭陵遗址出土了两件玉雕兽，一件高5.4厘米、长7厘米，顶有双角，肩腹饰羽翅，此当为辟邪。另一件玉兽相对矮小，高2.6厘米、长6.2厘米，独角有翼，呈紧张的临战姿态，较为写实，当为天禄。
西汉 · 螭凤纹玉剑珌 张劲松 摄
螭为传说中的无角龙，但汉代的螭不仅有夸张的独角，而且呈现出与虎、豹融合的趋势。这件螭凤纹玉剑珌长5厘米、宽4厘米，一面高浮雕独角螭龙，身躯似虎，与传统的龙蛇形差异较大。另面透雕凤鸟，鸟首探出与螭首相望。
东汉 · 玉辟邪
这件出土于陕西宝鸡市北郊东汉墓的玉辟邪器形高大、气势威猛。玉兽残高18.5厘米、长18厘米，肩腹饰双层翼翅，双角上勾，作仰天长啸状。兽尾部的方形榫口应是长尾的接口，背部和头顶柱状插座上的饰物已失。
东汉 · 掐丝镶嵌金天禄 安洋 摄
河北定县北陵头村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一对金制天禄、辟邪颇为精巧。独角天禄高3.1厘米，双角辟邪高3.3厘米。两兽张口露齿，长尾拖地，均作昂首阔步状，与东汉流行的石雕天禄、辟邪造型近似。
东汉 · “天禄”铜镜（采自《文物》2016年第3期，第62页）
浙江杭州余杭区星桥镇出土的一面对兽铜镜上铭刻“天禄”二字。镜钮外饰两只张口相向的龙首神兽，左为双角兽，右为独角兽。这提示，天禄和辟邪也可以各自成对出现，角的不同或示雄雌之别，或为造型上的同中求异。
肩生双翼，如虎似狮
“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”，祭祀历来是礼制的重要组成。东汉是中国古代墓葬制度的变革期。《汉官仪》曰：“古不墓祭。秦始皇起寝于墓侧，汉因而不改。”东汉时期，原本在殿堂和宗庙举行的郡国“上计”礼和诸侯王的“酎祭”礼也移至陵寝，名为“上陵礼”。上行下效，墓祭礼仪及相应的配置受到重视。当时理想的茔域由石阙、石人、石兽、墓碑、祠堂、树木、封土等构成。石阙表示威仪等第，石人意为守卫墓域；石雕羊、马、驼、狮或示壮观，或意财富；而石雕天禄、辟邪，不仅寓意等级、地位，亦具有驱邪护墓的功能。
东汉 · 嘉祥武氏祠石狮
山东嘉祥武氏祠石阙正面有建和元年(公元147年)题铭，言“孙宗作师子，直四万”。这对师子（狮子）高124厘米、长145厘米，身形威猛，两角顺俯于脑后，羽翼不显。可能墓主的身份尚未达到使用天禄、辟邪的级别。
东汉 · 伊川县石辟邪
出土于洛阳伊川县东高村的石辟邪身高111厘米、长172厘米，双角挺立，阔嘴长牙，肩生双翼，造型威武。西汉《急就篇》云：“射魃辟邪除群凶。”唐颜师古注：“射魃、辟邪，皆神兽名……辟邪，言能辟御妖邪也。”
东汉 · 孟津县石辟邪
河南孟津县会盟镇油磨坊村出土的石辟邪高190厘米、长297厘米。兽头顶耸立的鬃毛形成类似独角的效果。石兽的出土地点距光武帝陵不远。唐《封氏闻见记》载：“秦汉以來，帝王陵前有石麒麟、石辟邪、石象、石马之属，人臣墓前有石羊、石虎、石人、石柱之属，皆以表饰坟垄,如生前之仪卫耳。”
东汉 · 许昌石辟邪
河南襄城县颍阳镇出土的石辟邪，头、肢和尾部残缺，残高202.2厘米，身长230.8厘米。兽身形矫健，肩生羽翼，胸背肌肉丰满。据称可能是东汉开国功臣淮陵侯王霸（？～公元59年）墓前的神兽。
东汉 · 许昌石辟邪（石虎） 张劲松 摄
河南许昌市建安区榆林乡的石辟邪高130厘米、长150厘米。兽昂首挺胸，张嘴伸舌，瞪目直视，体态威猛，和汉代瓦当上的白虎形象颇为相近，与东汉辟邪肩生双翼的特征不符，当为石虎。
东汉 · 偃师石辟邪 张劲松 摄
河南偃师商城博物馆的东汉石辟邪头顶双角，肩饰羽翼。汉孔鲋《小尔雅·广言》：“辟，除也。”辟邪意为驱走邪秽、祓除不祥。较之埋于墓葬中的小型镇墓兽，神道上的石雕兽更具有震慑力，也更具社会影响力。
东汉 · 芦山樊敏墓石辟邪
四川雅安市芦山县的樊敏阙始建于东汉建安十年（公元205年），阙前原有一对石雕神兽已移置于室内。两兽尺寸相近，均高145、长200厘米。一为雄性，前爪抚蟾蜍；一为雌性，前爪抚蟹。兽肩饰双翼，昂首挺胸，风格质朴。
南朝宋 · 初宁陵双角天禄（辟邪）和独角麒麟 陈虹池 摄
初宁陵位于今江苏南京市麒麟门外，是南朝宋武帝刘裕（363～422）的陵墓，遗存有一对石雕兽。天禄居东，高280厘米、身长296厘米，双角已失，双翼呈鳞羽和长翎状；麒麟居西，身长318、残高256厘米，独角尖残断，四足缺失，双翼形状与天禄相似。
南朝齐 · 景安陵天禄 杨明 摄
景安陵位于今江苏丹阳市，陵主为齐武帝萧赜（440～493）。陵前仅存石兽一对，西为麒麟，已成残躯；东为天禄，高210厘米、身长315厘米，突胸长颈，头、颈、背、翼部装饰繁富，给人以庄严华贵之感。
辟邪神兽的元素
从传世和出土文物看，东汉、南朝是辟邪神兽最流行的时期。尽管其样貌有些差异，又有独角、双角、无角等不同放置，乃至天禄、辟邪、麒麟等名称之异，但总体而言，其共同特征表现为有翼狮虎形神兽。
狮子是西方异兽。汉代，西域的狮子被不断进贡朝廷。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记载：“章帝章和元年（公元87年），（安息国）遣使献师子、符拔。”《后汉书·班超传》载：“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，是岁贡奉珍宝、符拔、师子。”而作为神兽辟邪之名的出现，几乎与狮子的入贡汉廷同期，这似乎隐喻着两者的互动关联。
中国传统四灵（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）崇拜中的白虎也与西方有关。战国秦汉流行的虎符、秦汉瓦当中的白虎形象，均身姿矫健、气势威猛，与东汉的辟邪造型神态相近。东汉应劭著《风俗通义》言：“罔象好食死人肝脑……罔象畏虎，故于墓前立虎也。”罔象是传说中的水怪或木石之怪。古代中国人认为“虎者阳物，百兽之长”，能驱鬼辟邪，故“画虎于门，当食鬼也”（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注）。而中国人对虎的熟悉和认知，远高于狮子。在塑造辟邪神兽时，借虎画狮，既便于雕刻者的创作，也契合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勇武形象。
真实的狮虎均无羽翼。战国秦汉时期，带羽翼装饰的动物雕塑首先在西域一带流行。随着丝路交通的通畅，这些被誉为“斯基泰风格”的有翼神兽，逐渐影响到中原地区，并插翅于辟邪之身。而羽翼的流行也与汉代推崇的灵魂升天、羽化成仙观念有关。
就东汉、南朝陵墓礼制神兽的功能而言，“辟邪-天禄”的匹配定名较之“辟邪（或天禄）-麒麟”更为合理。在汉代铜镜铭文中，也确有“辟邪配天禄”之语。但检之于史籍，亦多见文献与文物的不合之处。三国魏孟康言：“桃拔一名符拔，似鹿，长尾，一角者或为天鹿，两角者或为辟邪。”文中的“或为”二字已表明不确定性，且东汉、南朝的神道上未见“似鹿，长尾”的石兽。这种源于鹿、天马的有翼神兽应是天鹿（禄）、麒麟的另一种演化体系，其发达程度和延续性，并不亚于辟邪神兽体系。
*** 文/图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李雪梅教授原载于《中国法律评论》2021年第3期影像栏目（第161-166页）